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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公报的前世今生:从独立敢言走向中共党媒

2020-06-29

大公报的前世今生:从独立敢言走向中共党媒

民国时期的《大公报》可是名闻天下,而其第二代总编辑王芸生亦以其开阔的视野、犀利的笔锋以及捍卫民间报纸「文人议政」的传统而名噪一时。无党派的报人俞颂华曾在《富有热情的王芸生》一文中如此评价道:「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。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,而站在人民的立场,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。虽则格于环境,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,可是他赋予热情,所说的话,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。所以他的文章,始终能动人心弦,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。」

1901年出生的王芸生早年因为家贫,只读过八年私塾就被迫失学。失学后,做过学徒、洋行职员,但因酷爱读书,尤其对报纸深感兴趣,是故曾在天津洋务华员工会主编工会的週刊。1926年因其宣传反帝而被通缉,南下上海,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都副秘书长,同时与共产党人先后主办《亦是》等週刊与《和平日报》,并加入了中共。「四•一二」国民党清共之后,他与中共失去了联繫。

1928年,王芸生被天津《商报》聘任为总编辑,从此正式开始了其新闻生涯。后来他曾在报上刊登启事,称「鄙人因感触时变,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係,谢绝政治活动,惟从事着述,谋以餬口,恐各方师友不察,有误会,特此声明。」

1929年,一场笔仗使王芸生与时任天津《大公报》的总编张季鸾相识,并深受其赏识,于1929年8月22日进入该报工作。自此,他与《大公报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《大公报》是英敛之在1902年创办的,报名取「忘己之为大,无私之为公」之意,在张季鸾等三人接手后,走入了辉煌时期。

1931年,「九•一八」事变后,《大公报》确立了「明耻教战」的编辑方针,由王芸生主编中日关係史料。史料拟从1871年《中日修好条规》写起,直至1931年,因正好60年,所以定名为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(最终写到1919年)。为了掌握详细材料,王芸生不辞辛苦四处奔波,晚上则伏案整理、编辑。每天写出一段,即在《大公报》上连载,前后共三年,洋洋洒洒二百万字。王芸生也因此一举成名,成为日本问题专家,奠定了自己在《大公报》的地位。后来的中国史学家刘大年曾评价道:「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,依靠它,才得以披露于世,为人们所知,书名标举中国与日本,实际涉及中美、中俄等更广泛的範围。」

1935年,王芸生成为《大公报》编辑主任,地位仅在张季鸾、胡政之二人之下。1936年,《大公报》创办上海版,王芸生受命主持报社业务,并开始大量撰写社评。上海沦陷前,他撤到汉口,参加《大公报》汉口版的言论编辑工作。1938年,《大公报》重庆版创刊,基本由王芸生主笔。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,他成为了其继任者。

王芸生生活简朴,不喝酒、不吸菸,甚至不喝茶。他始终秉承张季鸾提出的《大公报》的「不党、不私、不卖、不盲」的「四不」方针,即纯以公民之地位,发表意见,不结交党派;办报没有任何所图,而只为大众发声;不以言论做交易;不随声附和。

当有某国民党要员为在《大公报》登一篇文章而派人送厚礼时,王芸生对将收下礼物的家人大发雷霆,立即写信要求把礼物拿回。国民党陈诚、张治中曾邀请他出来做官,都被他拒绝。在他看来,「不做蒋家官,不拿蒋家钱」才能保住自己独立思考、自主发言的地位。

1943年2月2日,他写下了《看重庆,念中原》的社评,描写了战争给中原人民带来的苦难并对当局提出了批评。此文一出,人们争相传阅,蒋介石大怒,《大公报》被罚停刊三天。

抗战刚刚胜利,中共又挑起了内战的风云。在此期间,王芸生发表了不少批评中共和国民党的时评。如1945年10月25日,发表《为交通着急》社评,批评共产党。11月20日,又发表《质中共》社评,呼吁和平。1946年4月16日,则发表《可耻的长春之战》社评。对此,中共的《新华日报》则发文予以反驳。

而王芸生对国民党的若干批评报导,给国民党造成了诸多消极的影响,国民党遂逮捕了《大公报》的若干记者,并对其进行新闻检查。对于国民党政府干涉新闻自由的情况,英国代表自由思想的权威报纸《曼彻斯特导报》于1947年6月8日发表了社论,王芸生遂将其发表在《大公报》的要闻版上,眉题是「外报论中国捕记者」,主题是「抓人封报实难叫人同情」,副题两行「人民不满情绪岂可压抑,实现和平民主才是上策」。

1948年7月8日,持续发表亲共报导的南京《新民报》被勒令停刊,王芸生写下了《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》的社评,称「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,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」,并与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展开了论战。

王芸生曾对家人说过:「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,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,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,我才有资格说真话,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。同时,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,是我一贯的原则。」事实也是如此,他一直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,不仅批评当权的国民党,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。

毫无疑问,任何个人的命运也无法与时代脱节。在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各色间谍的帮助下,国民党开始节节败退,王芸生所领导的《大公报》也面临着抉择。也许是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,也许是对共产党还抱有一丝希望,在毛的邀请下,在《大公报》内共产党人的「劝说」下,在中共「沪、津、渝、港四馆不易名、不换人,照原样出版」的承诺下,王芸生决意北上北平「投奔」共产党。

这是一个令后人费解的选择,因为早在1945年9月,王芸生就对毛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。当年当王芸生等大公报人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,即对毛直言「不要另起炉灶」,而毛则答曰:「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,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」。不久,在王芸生读了毛的《沁园春•雪》之后写信给傅斯年,吐露出「以见此人满脑子什幺思想也」(帝王思想)的感慨。之后他连续四天在《大公报》重庆版和上海版上连载《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》长文,提出了「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,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」思想。

然而,王芸生还是最终投向了这个充满帝王思想之人,他后来自己的解释是向「人民阵营来投降」。可毛所缔造的王国真的是代表人民的吗?王芸生此后的遭遇证明其当初的选择是多幺的幼稚。

1949年就在王芸生刚来到「解放区」,天津《大公报》就被改名为《进步日报》,对此违反「承诺」之举他亦无可奈何。5月,王芸生回到上海,6月17日,发表了《大公报新生宣言》,用「阶级分析」的方法剖析旧《大公报》「文人论政」的「反动」。此后儘管他还担任了「新生」的上海《大公报》总编辑、社长,也拥有政协常委、人大代表等头衔,但他的报业生涯从发表这个宣言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已彻底结束,也意味着他一向所坚持的独立办报原则彻底的破灭。

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,他坚持「我有封建思想,但决不出卖朋友」。当时三家仅存的全国性党外报纸中,《文汇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的总编辑徐铸成、储安平都已中箭落马,如果不是毛金口玉言说《大公报》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为右派,他是绝对无法倖免的。

1960年代初王芸生奉毛之命撰写《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》,对自己最珍贵自豪的那一段历史多有「批判」,其中的违心和痛苦后人难于体味。

文革爆发后,王芸生依旧免不了遭「批斗」和「劳动改造」的命运,直到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关係,因为1934年出版过权威性的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一书,毛亲点其名让他「参加对日友好交流」,他才被「特赦」,以后就一直被当作装点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配角而使用。

可以说,直到1980年5月30日他黯然去世前,王芸生既不能像以往一样畅所欲言,撰写犀利的批判文章,也没能完成多少有价值的其它事情。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是才华横溢的人而言,如此消磨时光,该是怎样的痛苦啊!

据说王芸生临终前对其儿子回忆往事,言语中充满了悔恨之意。也许是「悔」自己天真的选择葬送了《大公报》?毕竟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,虽然有新闻钳制,但新闻依旧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空间;而在中共统治下,连这样的空间也丧失殆尽。或者是「恨」中共的寡信轻诺?「恨」自己顶不住政治压力违心自贬?其实,这样的悲剧又何止王芸生一人呢?中共真是害人不浅。

2011-03-03

 来源:大纪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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